从古至今，“廉”一直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主题。中国历朝历代提出了很多廉政理念，实施了很多廉政举措，不断赋予清廉新的内涵。汉朝提出“回避”制度防止任人唯亲，宋朝时要求御史“风闻言事”……有些举措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现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廉是从政之基。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无不将清廉视为从政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周礼》以“六廉”首提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思想。《晏子春秋》提出“廉者，政之本也”，把“廉”当作为政的根本。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阐明了对廉与贪这两种对立价值观的认识。韩非子直接点出廉吏的特质：“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历朝历代也设立了各种监察和反贪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以清廉为基稳固发展。

 廉为成事之本。史海钩沉，既可以细说一部“清官史”，也可以写出一本“贪官谱”。清贪一念间，却决定为官者能否成事。清官廉吏往往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进而成就一番事业。东汉南阳太守羊续“悬鱼拒贿”，为百姓排忧解难，官至太常；南朝吏部尚书徐勉“止谈风月”，晚年所写《诫子书》至今仍能给人深刻启迪；明朝海瑞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被百姓称为“海青天”……反观贪官，大多为满足私欲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人民之上，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指鹿为马的赵高，操纵赋税贪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秦朝灭亡；纳贿自肥的刘瑾屡次制造冤案，使得明王朝元气大伤；聚敛钱财的和珅，即使最终被扳倒，但以其为代表的贪官侵蚀朝纲已久，腐败之风下清朝颓势难挡。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古人认为做官最难的在于能否做到廉洁，并且不限于一时之廉洁，而是一生清廉。这份坚持是能够干事成事的重要基础，如果在廉洁这一步上没有迈稳踏实，成功便难以持续长远。包拯任端州知府期间，查明了历任地方官借进贡端砚为名盘剥百姓的真相，但在临走时他却不愿接受端州百姓赠送的上好端砚，于是后来便有了“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的美誉。在当代，“四有”书记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公廉为民的作风成为他干事创业的精神支撑，最终带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1964年调离东山时，他将某次请客多花的20多元钱还给秘书，并说“不能从食堂结余中报销，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到福州了”。

 以廉为本，以廉成事。广大党员干部及阳光管理人员要守好清廉底线，用清廉为干事奠基，慎初慎微，勤政为民，在廉洁干事、干净成事中树立起新时代党员干部和养个人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